從員工打卡斗爭說起
我在一家美國制藥公司開始職業(yè)生涯的時候,翻閱公司歷史文檔,有一件小事頗令我感動。幾年以前,部分員工對打卡制度表示不滿,于是公司總裁,一位老美親自去門口把打卡機拆下來。文檔中附了幾張黑白的照片,記錄了當時革命的過程。先輩們的事跡早已湮沒在檔案中,后進的員工仍然受益不淺。 我最終選擇了IT業(yè),同時開始打卡的生活。初次見到打卡機的實物,是一個大電子鐘樣的東西,上面開口,將自己的紙卡塞入其中,一聲輕響,再取出來,就記下一個時間。由于從前養(yǎng)成的習慣,剛進公司經常忘記打卡,因此無謂地損失了不少辛苦賺到的工錢。 遲到總是難免的,勞動人民的智慧是無窮的,扣錢是有可能避免的。如果你已經發(fā)現自己無可救藥地遲到,就先不打。那家公司是8:30上班,等到下班,18:00-18:30之間,將卡塞入打卡機,務必眼急手快,機器將打未打之時,不多不少地向上提,就能打在早上而不是晚上的格子里,再正常地打晚上的格子。然后用透明膠帶小心地將早上時間前面的1粘掉,就沒有遲到。 每當看到同事晚上打卡時像練瑜伽一樣專注或者自己被普通同事看到,都會發(fā)出會心的微笑。再換工作,偶爾也會溫馨地回憶。浪漫的機械時代已經過去了,人類進入了信息社會,F在打卡都用電子設備,再也不能發(fā)揮這樣的聰明才智。一般是綁定門卡,我后來去的那家公司是在Lotus上開發(fā)了一個打卡模塊。 但早上遲到還是難免的,如果能聯(lián)系上已到崗的同事,一般都會熱心地幫助打卡,誰也不能保證自己天天準時。結果每個人都熟記很多同事電腦的開機密碼。同理,那些打卡功能和門卡綁定的公司,員工一般都會把門卡放在辦公室里。提著一堆門卡向門口走去,心中一定洋溢著助人為樂的幸福感。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來就聽說有公司在門禁安裝了指紋識別系統(tǒng),并具備打卡功能。人不是壁虎,手指切下來長不出新的,就再也不能做好人好事了。再后來有天在城鐵上聽到兩個人竊竊私語,其中一位的公司也推廣了這種先進經驗。他還是不甘心,說要找公安局的朋友,做副指! 我不知道他是否只是過過嘴癮。為了多睡一會,不值得這么拼。再或者即使能做副指模,技術發(fā)展這么快,以后還可能要測帶體溫的指紋,視網膜的血管什么的。但回首往事,與老板斗,其樂無窮。我知道員工們是永遠不會屈服的。 其實,那家外企痛快地拆掉打卡機,并非有人性的表現,因為他們能夠精準地考核績效,早到晚到任務必須按時完成,何妨大度地賣員工一個人情,那些嚴格打卡的公司也不是沒有人性,管理者不知道業(yè)務上什么合適什么不合適,但打卡機能細化到分和秒。 農業(yè)和工業(yè)產品高度同質化,資本家更“科學”地設計了流水線,員工只是一顆血肉的螺釘。但白領們雖然也自嘲“復雜工作簡單化,簡單工作重復化”,信息工作的績效卻沒法同樣精益求精。管理的差距尤其懸殊,其下者就像我當年用過的Lotus,界面空空如也,只有一個孤零零的打卡模塊。 有鑒于此,績效的理論和實踐也正像打卡機一樣不斷進化。比較有代表性的如平衡計分卡,提出并回答顧客如何看我們?(外部角度)我們必須擅長什么?(內部角度)我們能否繼續(xù)提高并創(chuàng)造價值?(創(chuàng)新和學習角度)我們怎樣滿足股東?(財務角度)等問題,此外還有一打以上的新工具新方法。 持之以恒地加以推廣,也許有朝一日也能痛快地拆掉打卡機,但我很懷疑這種思路終究治標不治本。有位經理解釋什么是組織文化時,和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定義色情文學的說法同出一轍:“我不能給它下定義,但我看到它的時候心里就明白。”“我不能給它下定義”也許要比各種精妙的績效工具更務實。 而“看到它的時候心里就明白”,最明白的是親自執(zhí)行的員工,他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盡全力,做的東西是精品還是垃圾。據說當年人民公社每天敲鐘干活,記工分,積極性非常低。等到改革包產到戶,卻完全是另外的精神面貌,因為現在勤奮的收益/偷懶的損失要全部由自己承受。 也許根本的矛盾在于,信息經濟發(fā)展到今天,在業(yè)務上創(chuàng)造力、決策權已經越來越下放到基層,但利益的分配還是高度地中央集權。管理學家們正興致勃勃地討論網絡型組織,但是幾乎看不到有人討論網絡型的利益格局。他們都是溫良的改革者;蛘咚麄円彩羌鹊美嬲撸斎徊粫镒约旱拿。